海外华人与出国华工 2

　　随着19世纪初奴隶贸易的废止，引起了北美洲和南美洲的种植园、矿场和铁路建设工地人员紧缺，这些部门都急需其他形式的“奴隶”来做苦工。在这种情况下，苦力贸易于19世纪中叶兴起。

　　根据1842年《韦伯斯特——阿什伯顿条约》的规定，英美两国同意维持一支非洲西海岸联合舰队，以实行禁奴运动的措施。随着这些步骤的施展，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等国贩卖黑奴的贸易遭到打击，前几个世纪美洲新大陆的欧美殖民者获取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不复存在。奴隶贸易的废除是人权维护者、道德运动分子和基督教士的胜利。但是这却损害了白人殖民者的利益，要补救这一局面，就必须找到一种能够保证其经济发展的廉价劳动力的另外一个来源。为了寻找这种来源，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东方千百万中国人的身上。

　　根据现代的一项研究，1700年前后，中国人口约为1.5亿，到了1794年剧增到3.13亿人，到了1850年已达4.3亿人！（详见《1386——1953中国人口研究》，坎步里奇·马萨诸塞著）人口过剩引起土地和通货膨胀的沉重压力。

　　由于清王朝是一个封建主农业大国，土地是中国人民生存的根本，人口的增长导致人均土地面积下降；第二个因素是旱涝频繁的自然灾难。众所周知中国的一个多灾的国家，统计表明，在清王朝统治的整个267年间，有92年遭受旱灾，190年遭受水灾！自然灾难的频繁，也造成人们移居海外，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闽粤两省；第三个原因是鸦片贸易的影响。鸦片贸易使得清王朝白银逐渐枯竭，中国财政受到严重的搅乱。当时的农民必须用银子交租纳税，可是他们卖出粮食获得的却是日渐贬值的铜子！

　　除了上述三个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18世纪到19世纪多起农民起义，这些起义破坏了经济活动，毁坏了农田，农村人口大量涌入沿海城市。

　　苦力代理商制度是国际、国内以及个人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国际上，农场主、矿场主和铁路公司都需要大量廉价中国劳动力，但是由于清政府禁止移民而无法获得供应；在国内，饱受天灾人祸的贫困中国人渴望出海谋生也被禁令所阻。

　　于是，有些外国商人便利用这种形势，在条约口岸逐渐建立一种供应苦力的制度，以满足国际上的需求。根据这种制度，外国商人在各口岸建立“猪仔馆”，为海外各个招募苦力。但是在招募苦力的过程中，他们却遇到语言隔阂等障碍。

　　这种情况迫使外国人与中国当地被中国人称为“客头”的人贩子勾结在一起。

　　在招募苦力的时候，他们有三张王牌：

　　其一：垄断垄断有关移民的消息和有关国外见闻。

　　其二：他们有大掮客和外籍代理商的财政支持，食物、衣服和住房对于大量徘徊在东南沿海城市的穷人来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其三：这些拐子还拥有极大的势力，他们拥有秘密党会，也就是今天的黑社会，他们依靠聚赌、拉皮条、敲诈和贩卖鸦片发财，拥有大量的“企业”。在必要的时候，他们甚至胁迫和绑架中国人充当苦力。

　　第一个出现苦力贸易中心的口岸是福建厦门，其位于东西方古代贸易航线的要冲，逐渐取代泉州成为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她拥有一个该地区任何港口都比不上的优良海港，并与东南亚各国和日本都有繁盛的贸易。除了上述优势之外，厦门不是省府所在地，因此地方官的权力也没有广州的官员大，所以厦门就被选中为苦力贸易中心。

　　第一批契约华工于1845年由法国船运往外国，从厦门前往留尼汪岛。1847年，西班牙一家“猪仔馆”招募了800名华工前往古巴。同年，据一位欧洲观察家报道，厦门最多一年可提供5万名华工！距统计，从1847年到1853年，厦门一共输出8281名华工。在厦门的各种洋行建立大量小窝棚充当“猪仔馆”，以接收被诱骗和绑架的苦力。

　　关于这些欧洲代理商的惊人事实是它们拥有外国官方的权势。厦门最大的“猪仔馆”德记洋行的老板，就是西班牙驻厦门领事。

　　1851年，德记洋行又把美国领事查尔斯·W·布雷德利吸引过来当洋行合伙人。“猪仔馆”有了那些领事的后台，它们就能直接和中国官方打交道，再加上厦门的清政府官吏不大，更是惧怕洋人，所以它们在厦门的非法勾当得不得当局的惩罚，反而得到英国政府的庇护。

　　从1852年之后，有不少“猪仔馆”老板逐渐把他们的活动范围转移到汕头、香港和澳门。从1855年开始，“猪仔馆”更是在各个沿海口岸建立了供应网，甚至从东南沿海扩展到宁波一带。到了后来，甚至很多中国女孩被人贩子绑架卖往国外。

　　苦力贸易具有高额的利润，苦力招募人员贪婪成性，从一开始的诱人的拐骗到后来的赌博圈套甚至是绑架。绑架从打闷棍到甚至是凿沉渔船绑走男人。

　　苦力被诱骗或者绑架之后，便被卖到“猪仔馆”去。“猪仔馆”总是与外界隔绝并有荷枪实弹的洋人兵看守，苦力们一旦被关进猪仔馆立即丧失自由，与外界完全断绝了联系。这样，“猪仔馆”就起到了加工“人货”以备出口的工厂作用。在另外一方面，“猪仔馆”又是毫无人性的，它剥夺了人的基本需求，残暴见他了人的尊严。一份描写厦门一家“猪仔馆”的报告记载如下：“……苦力们被关注一间木棚里，有10到12人不等，犹如一个奴隶收容所，几无遮蔽，污秽不堪，房间小得仅能躺下；竹片地面，屋顶低矮，整间收容所一共有500名苦力……”

　　在受到处理的过程中，苦力们受到奴隶般的对待，他们被剥得光着上身，还要被印上准备出口的印记和号码。

　　除了被剥夺人的基本需求以及践踏人的尊严之外，苦力们还要遭到毒打、交替、鞭打和其他形式酷刑的摧残。

　　折磨还发生在航行途中，苦力们被关在一起，拥挤不堪，几乎没有活动的地方。苦力船通常都是超载的，每一名苦力都被当成畜生一样对待，只分到一小块地方。

　　拥挤超载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淡水和食物供应不足，当年一艘船横渡太平洋需要一百多天的时间，饮水和食物短缺是必然的，洋人船长通常都严格控制粮食和淡水的供应，结果许多苦力受到极度干渴和饥饿的煎熬，导致许多人在航行途中死亡。苦力们在船上的死亡率，往往是12%到26%，甚至高达30%以上！

　　苦力船抵达太平洋彼岸，苦力们上了岸之后，就被骑马挥舞着皮鞭的士兵押往美洲的“猪仔馆”，他们遭到牛马一样的待遇，行动和吃饭都被监视着，随后被送到检疫站进行体检，剪掉辫子和头发后送到苦力市场卖掉。

　　苦力们被出售之后，很快就被带到农场、种植园、工厂、矿场和工地去见了他们真正的东家。他们遭到最无情的剥削，恶劣的对待和残酷的惩罚。他们每天至少要工作12个小时，甚至是18到20个小时！一年之中，除了中国新年他们获得三天假期，他们每周工作7天不得休息。

　　一位美国科学家斯迪里描述说：“……他们衣衫褴褛，骨瘦如柴，两目无神，仿佛他们对死活都漠不关心。”

　　华工的报酬比契约上的更低，他们发现所得到的工资实际上比他们在中国获得的更低。华工收入微薄，根本无法攒够足够的船票前回国，更不敢奢望在海外发财。

　　除了残酷的压榨之外，雇主甚至还通过对华工的日常用品实行专卖来进一步剥削华工。他们强迫华工从他们的“专卖店”购买物品，物价高得离谱，谁如果去外面购买物品，就会遭到严厉的惩罚。

　　华工的待遇是令人反感的，他们不能享受正常的食宿，他们拥挤在用木头围起来的住房和工棚里，里面阴暗污秽，空气混浊。这些住处夜晚上锁，华工们便被禁闭在内，连饮水和最必要的卫生设施都没有。食物则采用配发制发给华工，华工们仅能糊口。由于大米是中国人的主要口粮，雇主们为了节约开支，往往把玉米、香蕉、甘蔗、红薯和当地的产品发给华工当口粮。

　　对华工最粗暴的是残酷野蛮的行为，有囚禁、锁脚、鞭打甚至是削指、割耳和断肢等惩罚。尽管西方法律禁止雇主以严刑对待犯规的华工，但是法律一般不被理睬。很多雇主都设有监狱，监工使用猎犬、匕首、短棍和皮鞭来驱使华工。鞭打是最常见的处罚，只要做工慢了点或是体力不支，马上就会遭到毒打。

　　残酷对待华工的主要原因是种族歧视问题，清帝国的衰弱以及它在国际社会中日益软弱的地位，使得华工得不得应有的尊重。同时，因为华人的相貌和欧洲人不同，穿着不同，信仰不同，对基督教生活方式不尊重，这些也影响了雇主对华工的态度。1873年，国外下层人对华工的评价，表明了华工比社会下层阶级还低得多，通常仅比牲口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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