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章 赵佶改元号崇宁,蔡京擅权惑徽宗

　　宋徽宗赵佶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一方面，他从小养尊处优，习惯了风花雪月、琴棋书画的安逸；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他又很敬仰自己奋发有为的父兄。就像他少年时，一直有两副面孔：在向太后面前，是个与世无争的乖巧儿子；私底下，又是个心思缜密的浪子。徽宗赵佶身兼多种个性，人格经常随着心情、环境的改变而变化莫测——这大约是所有艺术天才的共同特征。

　　向太后病逝后，二十一岁的徽宗怀着初掌大权的兴奋与新奇，憧憬着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承上启下的有为之君。他希望在自己手中，开拓大宋的太平盛世。为了向天下昭示决心，他再一次宣布，明年改元“崇宁”——崇尚熙宁之意——很明显，徽宗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他希望继续推进新法。

　　然而和兢兢业业的父兄不同，徽宗从未被当做储君来培养，因此并没有锻炼出坚强的个性，不是吃苦耐劳之人。虽然他聪明伶俐，博览群书，但十九年太平王爷的生活，养成了他慵懒的习性——除了绘画与美人，他对任何事情都缺乏持久的兴趣。

　　好在徽宗有自知之明，况且，他也不愿意像父兄那般为国事操劳而死——退朝之后与后宫众多美人一起欣赏音乐、品玩字画的艺术时光，才是徽宗真正热爱的生活。于是，二十岁的徽宗立下志向：“朕要做做个垂拱而治的逍遥皇帝”。

　　想要从繁杂的政务中真正解放，徽宗需要一个能与他心意相通的宰相。此时的宰相是韩忠彦，身为旧党的头领，他不可能贯彻徽宗“崇宁”的理念。

　　徽宗在满朝文武中搜寻新的人选，很快就有了了目标，这个人就是蔡京——王安石曾经看好的三个事业接班人之一。

　　神宗熙宁末期（1077年），二次出任宰相王安石对年轻的蔡卞（蔡京之弟）说：“天下没有可用之才啊！不知将来谁能继承我执掌国柄？”然后他掰着手指头自言自语，“我儿王元泽（王雳）算一个！”他又看看蔡卞，“贤兄（蔡京）如何？”又掰下一指，沉吟良久，“吉甫（吕惠卿，王安石头号门徒）如何？且算一个吧。”然后颓然道，“没了”。

　　不过很可惜，王安石并不是一个称职的伯乐，他看好的三人后来都出了大问题：他的儿子王雳在三十三岁的壮年病死；他的大弟子吕惠卿欺师灭祖，为了权力而出卖王安石；蔡京则数次叛变——在“元祐更化”期间投靠司马光——又在哲宗亲政后摇身一变，再次以新党自居。不仅如此，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病危时，身为开封府尹的蔡京还曾经阴谋暗杀当时的宰相（暗杀未遂），试图干预废立皇储。

　　庆历七年（1047年）二月，蔡京出生在福建仙游。他少年得志，二十二岁就考取进士，步入仕途，很快就变成一颗政治明星。从熙宁三年（1070年）到元符二年（1100年），左右逢源的蔡京，在持续三十年的党派斗争中屹立不倒，成为政坛上唯一的常青树。不过，在宋哲宗病逝后，他终于碰到人生中唯一的克星——向太后。蔡京先是被排挤出了朝廷，外放，知太原（市长）；继而被夺去官职，提前退休，到杭州“提举洞霄宫”，管理道观去了。

　　三十年的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却在向太后这里翻了船。跌落谷底的遭遇让蔡京非常郁闷，不过，他的心理素质非常强悍，精力也依然充沛。蔡京没有就此消沉，他在过去三十年中，经营了一张覆盖朝廷内外的关系网，即使身处杭州，他依然可以随时了解帝都的一举一动。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三月，蔡京得到一封来自帝都的密信：“弟不日将赴杭州主持金明局，请蔡大人多多指点，童贯拜上。”读罢此信，五十四岁的蔡京不自觉的微笑，他眯起了眼睛，捋了捋胡须：“老夫时来运转的机会来了!”

　　给蔡京写信的童贯，是个太监，皇祐六年（1054年）生于开封府祥符镇（今开封县）。他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后来由于父亲病亡，家道中落，不得已辍学。童贯从十几岁的到处打零工、混社会，到二十多岁了也没钱娶老婆，日子过得浑浑噩噩。直到有一天，他在祥符镇遇到儿时的老邻居，那是衣锦还乡的李宪。

　　在神宗一朝，大太监李宪因其军事才华而被皇帝赏识，在宋夏战争中大出风头。特别是在五路伐夏（灵州战役）期间，李宪带领陕西的熙、秦兵团转战千里，收复兰、会二州，歼灭夏军数万人——神宗因此封李宪为“节度留后”（上将），特赐予卫士三百人。

　　看到李宪的风光排场，童贯内心受到极大触动，他萌生出一个疯狂的念头：“老子豁出去了！”穷困潦倒的童贯爆发出巨大的勇气，毅然挥刀自宫。借同乡之谊，他投入李宪门下，开始了漫长的太监之路。童贯用了二十年，从一个做勤杂工的小太监，一步步成长为高级太监主管，获得被宋徽宗直接使唤的资格。

　　二十年的太监生涯，练就了童贯善于献媚的好本事。他知道徽宗喜爱字画，于是称自己的父亲曾经是收藏书画的高手，自己从小耳濡目染，颇有心得。同时，他加班加点的钻研书画知识，学习书画技法，居然也能画出些像模像样的山水草木。艺术上的“共鸣”让徽宗对童贯很是欣赏，他任命童贯为供奉官，管理杭州金明局，专门负责在江苏、浙江一带搜集古玩字画。

　　这一年（1101年），童贯已经四十八岁，虽然比起师父李宪当年的风采还有很大距离，他的太监之路毕竟登上了一个新的境界。童贯决心把握好这来之不易的机会，然而在书画鉴赏方面，他毕竟是半路出家，要搜集到高级且珍贵的书画、文物，力有不逮。正因如此，他想到了自己的老熟人——被贬杭州的蔡京，“有蔡元长（蔡京字元长）为我把关，此行定当满载而归！”

　　就这样，童贯和蔡京在杭州相会，开始了一段愉快的合作。

　　蔡京本身就是书法大师，拥有极高的艺术素养。当时的人们都说，蔡京书法“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就连狂傲的米芾都曾经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据说，有一次蔡京与米芾聊天，蔡京问米芾：“当今书法何人最好？”米芾回答：“自晚唐柳公权之后，当属元长兄（蔡京，字元长）与令弟元度（蔡卞，字元度）。”蔡京又问：“其次呢？”米芾大笑：“当然是在下。”所以，论起书画鉴赏，如果蔡京自认第二，恐怕只有徽宗敢称第一了。

　　童贯找蔡京来做参谋，两人各取所需，互相提携。他们二人，一个是性情巧媚的太监，一个是八面玲珑的人精，可谓是气味相投。童贯需要一个真正懂得艺术鉴赏的专家，而蔡京需要一个皇帝身边的亲信。于是，四十八岁的童贯、五十四岁的蔡京在杭州把酒言欢，顺理成章的结成政治同盟。

　　在蔡京的通力协助下，童贯不但圆满完成了徽宗交办的任务，自己也赚的盆满钵满，收入了蔡京赠与的许多宝物。“贤弟在宫中行走，难免要打点左右，这是愚兄一点心意”，蔡京对童贯说：“贤弟若将来有任何需求，尽管开口。你我兄弟，情义无价！钱财不过身外之物，何足挂齿！”

　　作为投桃报李，童贯也没让蔡京吃亏。他动用金明局的公款，将蔡京所画的屏幛、扇带都高价购入，连同带有蔡京题跋的名人字画，全数送到宫中，呈给徽宗赏玩。他还在给徽宗的附语中写道：“蔡元长才智超群，栋梁之材，不可闲置。”同时，凭借蔡京提供的钱款宝货，童贯串联了“童蔡联盟”在帝都的各路人脉，为蔡京大造舆论。童蔡二人一系列的精心运作，很快引起了徽宗对蔡京的重视。

　　虽然徽宗对童贯很赏识，但是采办文玩和任命大臣，毕竟是两码事情。听闻周围的人都在一个劲的的夸奖蔡京，徽宗单独召见了许多朝中大臣，仔细询问他们对蔡京的看法。

　　咨询过许多人的意见之后，最终让徽宗下定决心的，是一副图画。

　　有一个大臣，借着徽宗单独召见的机会，向徽宗进献了一副图画，名叫《爱莫助之图》,其实就是自宋神宗朝以来的新旧党任职统计表。此图将朝中大小官员按部门分类，列为左右两栏，左栏为新党，右栏为旧党。只见右栏密密麻麻，写满人名；左栏却则寥寥无几，空出大片。

　　献图者名叫邓洵武，是徽宗的中书舍人（专门负责起草诏书）。他曾经是哲宗皇帝的起居舍人（负责记录皇帝每日言行），亲历，而且记录了哲宗朝的各种政治事件。他还在哲宗亲政后主持修编了《神宗史》，对神宗一朝的诸多大事都如数家珍。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重要身份：他本人，以及他已经去世的父亲邓绾（wǎn），父子二人都是王安石的狂热崇拜者。

　　邓洵武向徽宗慷慨陈词：“陛下是先帝（神宗）之子，当今宰相韩忠彦是韩琦之子。先帝推行新法，百姓得到实惠，韩琦却反对。如今韩忠彦当宰相，变更了先帝的新法，这个韩忠彦也算是继承了他父亲的遗志。可是，陛下身为神宗之子，却没能继先帝的遗志啊！”

　　言罢，邓洵武稍稍停顿，平复一下激动的情绪，坚定地说道：“陛下若要完成先帝（神宗、哲宗）未竟之事业，非用蔡京不可！”徽宗听罢，点头称是：“爱卿言之有理，马上起草诏书，召蔡京回京”。

　　童蔡二人的合谋，已经初见成效。

　　不久，徽宗在延和殿召见了蔡京，赐坐，对蔡京说：“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承，两遭变更，国家大计还未确定。朕想继承父兄的遗志，卿有何指教？”

　　蔡京忽然起立，重重的跪倒在地，叩头大呼：“陛下，臣愿肝脑涂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徽宗微微一笑：“爱卿，平身吧，坐着说。”

　　蔡京成功了，他得到了徽宗的信任。

　　蔡京由放逐大臣被重新起用，出任宰相。天下人拭目以待，希望他有所作为。

　　蔡京上台后，首要任务就是解决财政危机。在哲宗朝，边防开支庞大（章楶在西夏大规模筑城），国库积蓄已经耗尽。到元符三年（1100），朝廷不得不动用内库（皇帝私房钱）来支付陕西军费，同时，在向太后垂帘听政期间，许多旧党官员官复原职——他们的俸禄又是一笔很大的开销，这对于本已拮据的国家财政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不就是搞钱嘛！”蔡京心想：“且看老夫手段。”

　　蔡京有三大法宝：

　　一是强化政府对大宗商品的专营，实行禁榷制度——商人如果想贩卖盐、铁、茶、酒、煤等民生物资，必须先到官府购买凭证，无证售卖者通通以走私论处（抓到则罚款或做苦力）——这等于是变相征收商品税。

　　二是增发大额货币，其实对国内实行通货贬值。蔡京铸造了“当十钱”（一个顶十个）——官府用同样多的铜铁，铸成“当十钱”后，在物价不变的情况下，可以购买比过去多出九倍的物资——这是变相的搜刮百姓。

　　三是完善海关系统，提高关税收入。蔡京在沿海港口设立完善市舶司，在北方、西北、西南各边境城市设立交市监，十分之一到十五分之一的税率，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这就是收买路钱。

　　“商品专营、增发货币、完善关税”，蔡京新官上任，三把火一烧，朝廷的财政收入迅速飙升。有钱了，做啥事都好办了。

　　蔡京全面继承了王安石、章惇的进开拓进取，沿着他们的道路继续前进：

　　军事上，蔡京延续了王安石、章惇对外强硬的开边政策，向西北、西南方向不断蚕食；文化上，蔡京在全国建立了完整的学校系统，县设县学，郡设州学，京师设太学，还开拓性的设立书学、画学、算学等专业学校。

　　最有创意的是在民生方面，蔡京用超前意识，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社会保障体系：

　　蔡京创立了“居养院”，用来收养孤寡老人、乞丐和弃婴；

　　蔡京创立了“安济坊”，用来救济无钱医病的穷人；

　　蔡京创立了“漏泽园”，用来安葬无钱埋葬的死者；

　　这三大福利机构在京师被创立，继而向全国各地陆续推广。到了崇宁四年（1105年），全国凡是户数上千的城镇基本上都设立了“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天下穷民皆受其惠。

　　这发生在一距今九百年前的宋朝！蔡京此人，神似穿越。他的能力是如此的突出，从主导改革到实现这一系列成就，只用了短短不到五年时间。照这个趋势，中兴大宋，再现汉唐盛世，指日可待！

　　可惜，除去经济建设和治理国家之外，蔡京也将他的卓越的能力用在了其他地方：

　　蔡京在布置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忘记施展雷霆手段打击政敌——在杭州管理道观的那几个月，他早就把报复方案构思好了。一朝得势，大权在握的蔡京马上实践了一个很有创意的方案——树碑立传。

　　利用徽宗对旧党的厌恶，蔡京将旧党的司马光、苏轼等三百零九人扣上“元佑奸党”的帽子，把他们的名字刻成“党人碑”，树立在京师端礼门外，昭示全国。被刻上党人碑的官员，重者关押，轻者贬放远地，非经特许，不得内徒。其实，这党人碑中有许多人其实并非旧党，甚至还有属于新党的曾布和章惇，只因曾经得罪过蔡京，也只能忍受这飞来横祸。

　　与固守儒家节操的王安石、性格耿直的章惇相比，蔡京的内心完全任何道德约束。“成年人只看利弊，小孩子才分对错”，蔡京的心如是说——他信仰的只有利益。能在三十年残酷的党争中成为最后的赢家，他早已不是理想主义者。

　　王安石、章惇、蔡京都是一时人杰，官居宰相，执掌国柄。然而这三个宰相的侍君之道却完全不同。

　　王安石把神宗当做战友，荣辱与共；章惇则是怀着对神宗的遗憾，用双份忠诚回报哲宗，尽心辅佐。不论王安石或者章惇，都是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努力引导皇帝去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相比之下，蔡京伺候徽宗的手段，其实更像一个奴颜媚骨的太监，或者卖弄风骚的后宫嫔妃——为了获取权力，饱读诗书的蔡京，可以放下身段，和一个无卵的太监把酒言欢，称兄道弟——对太监尚且如此，何况侍奉皇帝？

　　为了尽可能长久的掌握权力，蔡京有意识的助长徽宗各种嗜好——他希望徽宗最好每日都处于“不务正业”的状态。只有这样，皇帝才会更依赖于他蔡元长，将大小事务统统丢给他处理。

　　赵佶酷爱花石，蔡京便安排自己的心腹朱勔（miǎn）于苏州设立“应奉局”，专门索求奇花异石等物，运往东京开封。运送花石的船只，每十船编为一纲，从江南到开封，沿淮河汴水而上，舳舻相接，络绎不绝，故称“花石纲”。

　　“花石纲”船队所过之处，当地百姓要供应钱谷和民役。为了让船队通过，有的地方甚至拆毁桥梁，凿坏城郭。凡是应奉局看中的石块，不管大小，或在高山绝壑，或在深水激流，都不计民力，千方百计搬运出来。

　　朱勔（miǎn）本来就是东南豪强，借搜集花石的机会，摇身一变成为朝廷命官。应奉局的差官、兵士大多是朱勔豢养已久的地痞流氓，他们披着官府的合法外衣，肆意敲诈勒索百姓，许多良民被闹得倾家荡产，四处逃难。江南百姓苦不堪言，身居京师的徽宗却一无所知。

　　徽宗还是王爷时，已经习惯了奢靡的生活方式，在蔡京的有意怂恿下，徽宗的生活过的更为糜烂了。学富五车的蔡京从儒家经典《易经》之中，为皇帝的享乐主义找到了理论支持：“丰亨豫大”。蔡京告诉徽宗：“陛下富有四海而致天下太平，操劳国事，功不可没，理应享有最好的生活。”

　　蔡京劝徽宗新修园林宫观。博学多才的蔡京亲自上阵，跨界玩起了建筑设计，为徽宗规划、督造了占地七百五十亩的皇家园林“艮（gèn）岳”——南方运来的“花石纲”，大多用来装点这座“艮岳”。

　　由于京师汴梁附近平皋千里，无崇山峻岭，少洪流巨浸，而徽宗认为帝王或神灵皆非形胜不居，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亲自装饰“艮岳”。而后就常年在这天宫一般的园林之中写字、做诗、画画、听歌、看舞。徽宗还修炼房中术，每天都要研习双修之法，他因此搞出了六十多个儿女，也是成果斐然。反正朝中事物有蔡京负责，徽宗过着穷奢极欲的神仙生活，十分逍遥。

　　作为一个艺术家，徽宗在这奢侈生活中倒也没有虚度光阴。在丰富的物质保障下，皇帝和他手下的艺术家团队一起创作出了大量珍贵的艺术作品。“深山藏古寺”、“踏花归来马蹄香”的典故，正是徽宗艺术团队日常创作的缩影；《清明上河图》、《瑞鹤图》、《池塘秋晚图》等大批珍品，正是他们的创作的结晶。

　　与此同时，徽宗对治理国家日渐丧失兴趣，他已经习惯于让蔡京去处理具体的行政事务。后来他对蔡京的专权不满，数次将蔡京罢相，却找不到比蔡京更称心的替代，所以每次都将蔡京官复原职。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徽宗引领的文艺风尚将华夏文化推上一个新的高峰，他用自己高深的美学修养，为整个大宋装点山河，将艺术散播到了整个社会。

　　在徽宗的影响下，大宋的读书人开始将许多精力拿来研究文学书画，而不是向神宗、哲宗时代的读书人那样钻研富国强兵。同时，蔡京的成功引起了许多后起之秀纷纷模仿，徽宗身边围绕了越来越多的才华横溢的谄媚之徒。

　　一片赞美中，徽宗享受着“天下一人”（徽宗自诩文艺无双，自称“天下一人”）的巅峰体验，感觉棒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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