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场 情系高墙 1

　　第七场情系高墙（1）

　　程海平周末去陶岚父母家时，听陶昭远说：下星期有一台“情系高墙共建平安”警示教育专题文艺晚会来竹岭演出。晚会是由省纪委、监察厅和省委组织部、政法委主办，省监狱管理局承办的，采用了歌舞、情景剧、诗朗诵等艺术形式。演员除了少数是监狱干警外，大多是在本省监狱的服刑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让这些特殊群体的人现身说法，讲述他们的心路历程。在市委党校培训的县干班、中青班学员都要组织去看。

　　陶岚遗憾地说：“下星期单位事情多回不来，我只有找录像来看了。唉，肯定没现场的艺术效果好。”

　　陶昭远说：“这可不是纯粹的文艺演出，主要看的是教育效果。开展警示教育的目的，是要把治理腐败的关口前移，让广大党员干部从中吸取教训，走好脚下每一步，避免一失足成千古恨哪！”

　　陶岚嘻嘻一笑：“爸的语气就像在台上作报告。”

　　陶昭远道：“这个话题本来就严肃。守法与违法有时就是一念之差，一步之遥。有的人，看见别人贪平安无事，自己也想捞一把，一伸手就逮个正着。可悲的是，他们进了监狱之后才懂得伸手必被捉的道理，后悔都迟了。”

　　程海平笑道：“我听到过这么一句话：‘西方人在教堂里忏悔，中国人在监狱里忏悔。’贪官们平时忘乎所以，自我感觉要多好有多好，连年终个人总结、思想剖析材料都交给秘书代劳。没进监狱前，他们哪顾得上忏悔啊？”

　　过了几天，程海平领到了警示教育演出券。施静对大家强调说：票是按人头分发的，必须对号入座；纪委的人要来抽查，对有缺位的单位将进行通报。所以人人都要去，不得请假。

　　演出是在市会议中心进行。程海平见演出场地四周均有警察荷枪站岗，加强了戒备，也理解了为何演出安排在下午而非晚上，主要原因应该跟大多数演员的特殊身份有关。

　　程海平和郑江进场入座后不久，厚重的紫红色天鹅绒帷幕徐徐拉开，投射到舞台上的灯光渐渐暗了下来。舞台左右两侧的投影幕布上同时映出了“序幕篇章”四个大字，一个低沉的画外音随后响起：

　　在很久很久以前，中国有了第一座关押人的地方，它的名字叫羑里。这样的地方后来叫囹圄，再后来叫劳改农场。现在，它叫监狱。

　　那是一个隐秘的角落，悄悄依存在现实边缘。高墙封闭了花红柳绿的春意，铁窗隔离了它与自由世界的联络……

　　舞台上，约30名年龄20岁左右的男服刑人员或双手舞动，或倒地翻滚。他们清一色的灰衣光头，在震人心魄的音乐中，展现着肉体与灵魂的极度挣扎和痛楚。群体舞蹈与直接作用于观众感官的声光、文字、投影图像等多媒体艺术一起，对视觉、听觉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冲击力。

　　曲终，演员散尽，灯光复明。投影幕布上映出了“服刑人员现身说法：当冰冷的手铐铐住我双手的时候，我如梦初醒——金湾监狱服刑人员、雅泉市原副市长刘达飞”的字幕。

　　一个中等身材、体态微胖、穿着深灰色囚服的中年男人从舞台后侧缓步走了上来，在正前方的立式话筒前站住了。他先向台下观众鞠了一躬，然后抬起头，没去看手里的稿子，像是完全背熟了似的朗声道：

　　我叫刘达飞，是雅泉市原副市长，现年53岁，因受贿罪被庆川省怀安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8年，现在金湾监狱服刑。我的主要犯罪事实是:利用职务便利，在为他人违规办理土地证、职务晋升、工作调动时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532万元、美金元。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父母都是文盲。我5岁那年父亲就不幸去世了，我是靠母亲辛苦操劳、靠亲戚资助、靠党和政府的救济长大成人并完成学业的。我是我们家族中走出来的第一个当官的人，第一个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族人、亲戚、同学、朋友都以我为荣。

　　参加工作以后，特别是走上领导岗位以来，我兢兢业业地工作，是干部圈里公认的工作狂人和拼命三郎，曾获得多项荣誉。当我事业正顺、准备向人生的更高目标迈进时，3年前，我被庆川省纪委双规了。刚被双规的那段时间，我茶饭不进，夜不能眠，实在难以接受从座上宾到阶下囚这一巨大的现实和心理反差。

　　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我起初还是能自觉抵制的，但时间一长，就挡不住一波又一波糖衣炮弹的攻击，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慢慢发生了蜕变。

　　逢年过节，或在干部提拔任用之际，我面对别人送来的金钱，由拒收变缓收，由缓收变顺收，由恐惧变担心，由担心变心安理得。

　　开始别人给我送钱时，我都是断然拒绝。行贿者碰了钉子后就改变了策略，托我的亲戚、同学、朋友来说情。我不便当面拒绝，让人家把钱先留下放着，想的是等有时间再退还。过后感觉没啥问题，就没退给别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些人还利用春节给我拜年等各种机会送礼，挖空心思地把钱放在茶叶盒里、衣服袋里、水果箱里，让我防不胜防。我最终没能抵挡住金钱的诱惑，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了攫取私利的工具。

　　直到我沦为阶下囚的时候，我才如梦方醒，认识到给我送钱的人所谓的啥时候也不会说出去的承诺是靠不住的。假如我不是副市长，我手中没有他们所期待的巨大权力，他们还会与我礼尚往来吗?他们为什么不把钱送给那些急需用钱的贫困农民、下岗工人呢?

　　算算五笔账，我痛切地感到：自己贪得无厌实在是得不偿失啊！

　　一算事业账。我被捕时才50岁，如果按照正常的轨迹发展下去，到退休前，我有可能干到正厅级。贪欲，不但断送了我的大好前程，也毁了我的一生。本应是轻松自由、儿孙绕膝的年龄，我却在垂暮之年与高墙电网相伴，与泪水和愧疚相陪。

　　二算经济账。我每月各种收入加起来近5000元，妻子在一所大医院上班，月收入也在4000元以上。我们两口子年收入超过10万元，看病能报销，退休后也有保障。而我却身在福中不知福，手握珍珠而不知珍惜。我入狱以后，生活费、医药费都是侄儿、侄女们按约定每人每月100元凑的。我现在真是一无所有，只剩下一颗破碎的心。

　　三算亲情账。那些为了一时之利在我面前极尽奉承谄媚的人，在我出事后没有一个来看我。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可见一斑。唯有亲情，不论你是富裕还是贫穷，是得意还是落魄，他们都会不弃不离，始终相随。在听到我被双规的消息后，我那83岁高龄的老母亲，整日以泪洗面，哭瞎了双眼。我儿子也因我被捕入狱而失去了一份好工作。我的小女儿，在我出事时才13岁，家里把我的消息一直瞒着她。长时间见不到父亲，她见到每个认识我的人就问:“你看到我爸爸了吗?”有一次我爱人和我儿子要来探监，她知道真相后哭喊着从三楼追到大门口，娘仨抱头痛哭了一场。现在想来，我欠账最多、最对不起的就是亲人，最牵肠挂肚的是两个孩子，可我现在失去了自由，想做什么都无能为力了。

　　四算名誉账。我因为贪婪，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这也罢了，谁让我是罪犯呢!可是，我留给亲人的却是无尽的痛苦和灾难。从此，我的后辈中，已从政的人前途不可避免会受到很大影响;我的儿女们将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包袱，饱受失去父爱的磨难和种种屈辱。

　　五算健康账。如果说人生最大的痛苦是失去自由，最难克制的是思念亲人，那么最难以承受的就是疾病的折磨。在位时，我到医院看病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先进的仪器，得到的是最好的服务，可是现在呢?监狱再怎么照顾我，能和外面相比吗?

　　古人曾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大家都是聪明人、明白人、有思想的人，谁人不知饱览壮丽山河是人生之快事?谁人不知事业兴旺是人生之目标?谁人不知家庭和美、过平淡日子是人生之至宝?可是，这一切的一切都要用自由来保证，如果没有了自由，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自由之门向来是为那些清清白白做官、坦坦荡荡做人、兢兢业业做事的人而敞开的。请大家以我为鉴，珍惜现在拥有的最宝贵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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