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宋神宗变法图强,王安石出任宰相

　　宋神宗赵顼（xū），是北宋的第六个皇帝。他在二十岁的时候继承皇位，迫不及待的想要做出一番事业。

　　自立国伊始，大宋，这个看似繁荣富庶的国家，长久以来奉行守内虚外的保守主义政策，在天下尚未统一的形势下，早早的偃武修文，以至于北方被辽国揍，西方被夏国揍，再加上南方不时的爆发农民起义，简直是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到宋神宗继位时，花钱买和平的状况已经持续半个多世纪了。宋神宗是一个有种的男人，这屈辱的处境让他难以忍受，他告诉身边的人，这种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朕要变法。

　　变法，对大宋而言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词。神宗的爷爷，宋仁宗赵祯在二十年前已经搞过一次变法了。那次失败的变法被称为“庆历新政”，它的发起人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一代贤臣范仲淹。后来之人对这次夭折的变法深表惋惜，为什么会失败？仁宗皇帝是出了名的圣贤天子，他活着的时候，文有包拯，武有狄青，留下大量传承千年的故事。他逝世的时候，辽国皇帝为之痛哭流涕，辽国百姓为他哀悼祈福，能够同时赢得宋辽两国人民发自内心的爱戴，有宋一朝只此一人。为何在这种上有明君、下有贤臣的大好局面下，变法却没有成功呢？神宗皇帝在深刻的思考这个问题，还有一个人，也在深入的思考这个问题，而且思考了很多年，这个人叫做王安石。

　　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比宋神宗大二十多岁，如果按辈分，宋神宗得喊他一声叔。神宗还没出生的时候，王安石已经是朝廷大臣了，他少年得志，二十一岁时就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最早服务的皇帝是宋仁宗（也就是神宗的爷爷）。因为文章写得好，看问题深刻，加上道德操守非常的高尚，满朝文武都对这个政坛新秀称赞有加。特别是像欧阳修、晏殊这些人，因为大家都是江西人嘛，有同乡之谊，老人提拔后辈，经常就在各种场合夸奖王安石，说这小伙子不错，于是王安石就被提拔为知制诰，也就是给仁宗皇帝当秘书，一下子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那王安石的仕途之路有没有就此平步青云呢？

　　也是王安石命中和宋仁宗八字相克，这宋仁宗和王安石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不但没有赏识他，反而是越看越不顺眼。史书记载，王安石平时非常艰苦朴素，本身形象上就有点不修边幅。这本来不是什么大问题，最多就是说这个人不注重细节。但是王安石最大的问题是他的另一个习惯，思考习惯，他是个过于关心天下大事人，而且经常会不分场合的陷入沉思，这一沉思就掉线了，周边的环境什么的都被他自动屏蔽，进入一种物我两忘的状态。他这个习惯在生活和工作中就引发了很多不必要的误解和麻烦。

　　有一次仁宗搞了个赏花钓鱼宴，君臣联欢，宴会中王安石一边吃饭一边又在什么国家大事了，脑子进入沉思，手上却还在抓食物，居然把一盆鱼饵当做零食，一粒一粒的吃了个干净（宋人笔记《邵氏闻见录》）。这一幕被仁宗看在眼里，瞬间对王安石非常反感。仁宗觉得，你拈错了吃一粒鱼饵也没什么，可你居然把整盆子吃了，脑子有病。从此王安石就被踢出朝廷，下放到基层去了。所以仁宗搞“庆历新政”的时候，王安石并没有机会登场，他虽然也写了个万言书，详细的阐述了自己的改革理念，但是仁宗皇帝估计看都没看。

　　关于王安石有许多的小故事，有一个故事说，王安石在童年时其实非常调皮捣蛋，并没有展现出一个神童的天赋。王安石的父亲当时是个五品文官，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副市长，所以王安石也算是个官二代，从小家里环境比较好，不像有些农民的孩子要去田里干活（比如岳飞）。直到他快十岁的时候，有一天小王安石在山上玩耍，忽然摔了一跤，脑袋磕到一块大石头上，一下子晕了过去，醒来之后忽然就性情大变，回去就和家里说要好好读书（像不像穿越者？这个故事是我小时候在一本地方志上看到的，我和王安石是老乡）。家里面听说他主动要读书，当然是欣喜异常啊，赶紧给他找到当地最好的私塾先生，从此是不分寒暑，用功苦读，渐渐练出一身博闻强识、过目成诵的本领，出口成章，下笔为文。然后去考乡试、会试、殿试，全都一次通过，势如破竹。别人还在当秀才的时候，王安石已经金榜题名，成为朝廷命官了。

　　一句话，王安石是个学霸。当然，后来由于他变法最终是失败了，于是有很多他的政敌们就写各种黑材料攻击他，把他骂的是一塌糊涂。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苏轼的弟弟苏洵写的《辨奸录》，那里面把王安石写的简直是猪狗不如啊。其实王安石也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的偏执狂和书呆子。在当宰相之前，他除了是个学霸之外，还是个善于实践的人，从二十一岁参加工作，到神宗当皇帝，王安石在地方任职也二十多年了，期间在很多不同的岗位锻炼过，换算成今天的名称，县长、市长、省检察院、中央财政部、交通部，这些岗位他都干过，从来都没有差评。什么促进地方生产啊，兴修农田水利啊，处理司法纠纷啊，管理国家财政预算啊，人家王安石都是很有经验的，还做出了不少成绩。别以为他就是个脱离实际的书呆子，闭门造车的公知叫兽。实际上在他主持变法之前，除了宋仁宗因为误会而讨厌他之外，满朝文武都觉得他很好。

　　到神宗登基的时候，年近五十岁的王安石正是一个精力充沛，理论扎实，经验丰富的好干部。神宗说，朕要变法，这活谁来干？谁能干？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他有找过“庆历新政”时期的那些老臣们，当时还有很多人在世。比如说像韩琦啊，富弼啊，这些个大佬们，基本上相当于今天中央老干部，想让他们来主持工作。可是这些老人家们都不支持神宗搞大动作，反而是劝神宗要循序渐进，不要折腾，步子迈得太大容易扯到蛋。神宗是明白了，这些老家伙们靠不住。这时候按资排辈算下来，论声望，论能力，人选就只剩下一个人，那就是王安石，没有别人可以选了。当年王安石写给仁宗的万言书，神宗拿过来认真拜读了一遍，原来这家伙那么早就有了系统的变法方案，朕还愁什么呢？心里面马上就下定决定，这改革大业必须由王安石来操办。

　　于是，神宗马上下诏书，给王安石加官进爵。当然也不是直接就跑到中央去，那时候王安石还只是个厅级干部，级别有点低，神宗先是给他提拔到南京当一把手，变成副部级干部，这样渡了一道金之后，调到中央。这一君一臣相见恨晚，每天是商议讨论，秉烛夜谈，通宵达旦啊，不知不觉就过了几个月。在这段时间王安石就从各个方面详尽的给神宗讲述了他的改革思路，让神宗对这整盘棋局有了一个完整的认识。经过几个月的沟通、了解、讨论，神宗皇帝已经是拨云见日，信心满满了，对改革大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当年的“庆历新政”为什么会失败？王安石和神宗一致认为，坏在君臣起间，反对改革的人到皇帝那挑拨离间，说皇上啊那些个变法的家伙们结党营私，他们是不是谋划些什么呢？人言可畏啊，仁宗皇帝最忌讳大臣们结成朋党，这就动摇国家根本了，朕操劳这江山社稷，虽然是为了天下苍生，但这江山必须姓赵，在这点上不容得半点有失，对任何可能威胁到我老赵家的事情，朕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当然他也没有杀人，就是把那些参与“庆历新政”的主要人员都贬官外放。所以范仲淹才能有机会去岳阳楼，写下那著名的《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充分认识了“庆历新政”失败的历史教训，神宗自信绝不会犯爷爷一样的错误。他决定放手大干一场，他对王安石说，爱卿，这富国强兵的重任朕交给你全权负责，你放心，朕绝不会被小人言论挑拨离间，朕也不会允许那些小人在朕身边大放厥词。如果有人胆敢反对变法，有人站出来叽叽歪歪，朕立马让他们滚蛋！，你就给朕好好干，大胆向前冲，朕挺你！

　　熙宁二年（1069），由王安石主导的中国古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变法改革运动在万众期待之中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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