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王韶进献平戎策,熙宁大捷复河湟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目标是“富国强兵”，所以变法运动的切入点，一是为国理财，二是整顿军队。那么王安石变法是如何为国理财呢？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其实很好理解他的方案，简单的说就是“国进民退”，强化国有企业，强化国家垄断，强化国家调控，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大量的干预经济。为了变法，朝廷成立了一新部门叫“三司条例司”，也就是发改委、改革领导小组，然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法。

　　比如说《均输法》，就是国家调控物价，市场上老百姓常用的生活物资，政府那都囤积一些，市场价高的时候就卖出一点，市场价低的时候就买进一点，期望以此方法保持物价稳定。

　　又比如说《青苗法》，基本就在全国设立农村信用社，到春天，农民要播种的时候可以到政府那里贷款，等到秋天有收成了再连本带息的还给政府。今天的大家看到这两个法案可能觉得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国家就是这么做的嘛，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可以要知道王安石变法那是在一千年前，当时这种制度设计实在是太过超前了，这种制度设计，站在王安石的那个时空，往后再推五百年都没有第二家（再次怀疑王安石穿越）。

　　再比如《免役法》，大家都记得秦始皇是怎么修长城的么？记得隋炀帝是怎么挖掘大运河的么?征发民工，给国家义务劳动。征发民工是没有工资的，只有一口饭吃，每天就义务劳动。动不动就十几万人背井离乡，给国家义务劳动一干就两三年，家里地就没人种了。王安石觉得这种征发民夫的办法对农业生产破坏太大，而且征发民夫往往都是自耕农累死累活，大地主是不出人的。所以他决定以后都不要搞义务劳动，大家交钱就行，叫做免役钱，国家再拿着这笔钱去雇佣社会闲散劳动力。这样子普通农民就安心在家种田，而那些地主们也逃不了啊，一样要交钱。诸如此类，王安石变法从理论上推导出许多利国利民的超前制度。在国家暴力机器的保障下，这些制度逐条逐步向全国推广。

　　王安石变法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是高层先人为设计好一系列的制度法律，然后往基层逐步推广。这种人造的新鲜事物，而且是这么超前的新鲜事物，在推广过程中肯定会受到很多的质疑和阻力。毕竟一千年前的大众不可能有我们今天这样的理解能力，再加上这些制度设计本身也难免有些缺陷，再加上有些地方官员为了出政绩，在执行新法的过程中也会有些扭曲。于是，随着新法的推进，整个国家激起了很多社会矛盾。

　　一个人如果受了委屈，肚子里憋了一股气，往往要找个地方发泄一下，那么对一个国家而言也是如此，国内矛盾太大的时候，往往需要找个地方转移一下矛盾。可能很多人已经想到王安石要怎么做了，没错，这个国家需要筹划一场对外战争，一场胜利的战争。

　　前面说到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方法是“理财整军”。在民间推行《青苗法》、《免役法》等新法的同时，对军队的改革也在大刀阔斧的进行着，其中对重要的是《将兵法》。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宋朝军队执行的政策是“并无常将，将无常兵”，将领每隔一两年就到处轮岗，而军队每隔一两年也到处轮着驻防。因为他老赵家是靠军事政变上台的嘛，所以特别害怕将军造反。于是整天把将领和军队换来换去，导致“兵不识将，将不知兵”，这样将领们根基不稳，难以形成势力，于是老赵家的天下就高枕无忧了嘛。这种政策确实是有效的防止了军人政变，但是在对外战争上就表现的非常屈辱，打起仗来经常士兵不晓得自己领导是谁，上战场被裹挟着打酱油，一拥而上，又一拥而散，经常打败仗。

　　王安石说这样下去可不行，国家养兵百万，却成了一盘散沙乌合之众。于是《将兵法》的核心就是要强化官兵凝聚力，确保指挥通常。王安石将宋军主力部队，也就是禁军（野战军）全部编为为将、部、队三个级别，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师、团、营。全国总共就编成了九十二将，其中三十七将作为中央卫戍部队，防御辽国；四十二将作为西北边防军，防御西夏、吐蕃；剩下十三将驻守东南，防御沿海。每将的兵力从三千到一万不等，军队部署完毕以后，不再随意调动了，将领派到部队上，平时就专心的练兵，努力提高军队战斗力。

　　经过这样一番裁撤整编，全国总兵力从一百一十六万变成了五十六万，淘汰了一半的老弱病残。人数虽然减少了，战斗力却直线飙升。其实这时候神宗和王安石都已经在筹划着对西夏的战争了，他们把将近一半的主力部队部署到了宋夏边境，这种兵力部署完全不像是防御姿态。所谓西夏，原本就是宋朝的领土，西夏的建立其实就是宋朝内部的一次叛乱，所以神宗发誓一定得把西夏给灭了。

　　于是，大宋内部尽管为变法之事搞得不太和谐，但一说到要打夏国，大家的高亢的情绪基本都能团结在一起。国恨家仇啊，揍他丫的！这爱国主义的情绪加上光复旧疆的热情，君臣上下是集体狂热，反正我们的军队也整编好了，那就开打吧。

　　其实王安石这时候想的却并不是打夏国，他很清楚西夏已成气候，宋夏战争是持久战，期望一两场胜利就能灭人国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想到了另一个目标，河湟，也就是今天的甘肃中部及青海东部地区。当时西夏的势力大概是今天陕西一部再加上甘肃，河湟地区是被吐蕃部落控制的，宋人称他们为青唐羌，或者青唐吐蕃。在神宗之前，青唐政权和新崛起的西夏处于斗争状态，因而成了宋朝的天然盟友。然而青唐老首领死了，后来换了个新首领，这家伙是亲夏派，转而与宋朝为敌了。

　　这种局势变化对宋朝非常不利，好在有一个人很清醒的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已经准备好了解决方案。这个人叫做王韶，江州人（今九江），和王安石也算是某种程度的老乡，但是并没有亲属关系。

　　王韶这个人身上很有传奇色彩，他比王安石小九岁，也是个读书人，在二十七岁的时候，也是通过科举考取了进士。然而他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相反，作为一个南方人，他的性格和处事方式更接近于一个游侠。这在读书人中尤其难得，而这大概和他的人生遭遇有一定关系。他虽然也是进士出身，但是因为排名比较靠后，所以最早是被分派到南方一个县里当主薄，大概是县委办公室主任那样的角色，后来也混到个副县级干部。但他王韶的人生理想是做国家大事，不愿意按部就班的在官僚体系中混日子。在一次内部选拔考试落选后，王韶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于是一个人一匹马仗剑天涯，跑到宋夏对峙前线去考察边地民情。从此内地少了个王主任，而在边境民众的口中，多了个王大侠。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王韶的武功如何史书中并没有详尽的记载，但这样一个不甘平庸的热血青年，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敢一个人独行千里，而且是跑到交战边境去刺探情报，想必不是泛泛之辈，颇有李白当年从乌兹别克斯坦一人一骑奔赴长安的风范。而且王韶并不是说去浪迹天涯游山玩水，作为一个读书人，他一路看一路记，一路走访一路思考，当他终于找回内心的平静之后，他回来了。他将数年心得整理成一份机密文件，进献给了神宗皇帝（这大概是进士的特权），名字叫做《平戎策》。

　　王韶告诉皇帝，吐蕃老首领死后，内部陷入分裂，现在也是群龙无首。虽然他们新首领投靠了西夏，但是还有很多部族并没有跟从。朝廷应该当机立断，出兵河湟，迅速果断的消灭亲夏的吐蕃势力，将那些尚在观望中的部族重新拉回朝廷的怀抱。

　　王韶和他的《平戎策》，对神宗和王安石而言真的是出现的太及时了。今时今刻，穿越历史的尘埃，一千年前那个繁华迷梦般的大宋或许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文弱无力。至少在那个时候有像王韶这样的读书人，位卑未敢忘忧国，身体力行的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奔走万里。有神宗这样的青年皇帝意气风发，一定要带领这个国家和民族扬眉吐气。仿佛那消失的汉唐又再度降临，而这个沉闷的国家马上就要换发新生了。

　　神宗说，王韶“以文学知名，素怀忠义，沉毅慷慨，富于机略”，《平戎策》深合朕意，这收复河湟的重任，非王韶莫属。于是，作为朝廷任命的攻略河湟负责人，王韶再一次奔赴西北，回到那片他熟悉的土地。

　　他用了数年的时间，招抚、征讨、屯田、兴商、办学，为远征积蓄实力。宋熙宁四年（1071）八月，朝廷设置洮河安抚司，命王韶领其事。熙宁五年，王韶开始了他蓄谋已久的远征。此次出征，王韶前后行军五十四天，跋涉数千里路，平定五州之地，招抚吐蕃诸部无数。到熙宁六年（1073年），熙（今甘肃临洮县）、河（今甘肃临夏市）、洮（今甘肃临潭县）、岷（今甘肃岷县）、迭（今甘肃迭部县）、宕（今甘肃宕昌县）六州全归宋有。

　　虽然只是六个州的土地看起来并不多，但是打开地图一看，从此宋朝对西夏形成了包围之势，以后西夏就要面临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从这个角度看，这次胜利对宋朝而言有重大战略意义！

　　王韶取得的胜利，是北宋王朝在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之后，八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最大军事胜利。这次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弥漫于北宋王朝因循苟安、逸豫懈怠的政治空气，为改革派赢得了极大的政治声誉，史称：“宋几振矣！”

　　当时名动天下的苏东坡听说熙河大捷后，深受鼓舞。挥笔写了一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王韶能取得这样的胜利，一是因为他自身的才华，二是因为来自朝廷方面，也就是神宗和王安石的支持，三是因为他所率领的军队是变法后的军队。这只伴随着王韶熙宁开边运动一起成长起来的部队，在此后的历史长河中源源不断的涌现出大量英雄人物，人们把王韶带出来的这只英勇善战的军队称为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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