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章 宋哲宗绍圣绍述,章惇恢复熙丰法

　　宋哲宗赵煦是个早熟的孩子。宋神宗的诸多儿子中，赵煦的个性与父亲最像。他八岁时便能背诵七卷《论语》，字也写得很漂亮，颇得宋神宗的喜爱。

　　十岁的赵煦刚即位时，辽国派使者来参加宋神宗的追悼会。因两国服饰不同，负责礼仪的蔡确（新党，很快被贬到岭南）担心年幼的哲宗会害怕，于是反复给哲宗讲契丹人的衣着礼仪。

　　哲宗先是沉默，待蔡确絮絮叨叨讲完，忽然正色问道：“辽国使者是人吗？”

　　蔡确一愣：“当然是人，但他们是夷狄。”

　　哲宗道：“既是人，怕他做甚？”言辞犀利，蔡确竟无言以对。

　　许多普通人可能会觉得，当皇帝很好玩，要啥有啥。然而对少年皇帝宋哲宗赵煦而言，当皇帝可是一点乐趣都没有。这个可怜的娃儿从小就体验到了什么叫做“无情最是帝王家”——十岁那年，他的父亲宋神宗病重，不久于人世，年幼的赵煦沉浸悲痛之中，但他的两个亲叔叔却全然没有半点悲伤，挖空心思都在想着争夺皇位。多亏哲宗的皇祖母高氏（高滔滔）主持大局，保护他顺利登基。当时他年龄虽小，但这些事儿他一辈子都不会忘！

　　对自己皇祖母高氏（准确的说应该称为太皇太后，此时神宗的皇后向氏已经升级为太后），宋哲宗赵煦可以说是又敬又恨，情绪非常复杂：一方面，他感谢奶奶选择了他——而不是他的两个叔叔——来继承皇位；另一方面，他又恨奶奶将自己当做傀儡——从元丰八年（1085年）到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垂帘听政了九年——也就是说，少年皇帝宋哲宗赵煦，从十岁到十八岁，一直是傀儡。

　　宋哲宗赵煦，不止是恨自己被当做傀儡，他更恨奶奶的所作所为：是皇祖母高氏启用旧党领袖、王安石的宿敌——司马光，用“以母改子”的名义，全盘否定了宋神宗奋斗一生的变法事业，毫不留情的毁掉了儿子毕生的心血。在哲宗看来，奶奶所做的一切或许比争权夺位的叔叔们更为残忍。他甚至产生出这样一种意识：“当年之所以选朕当皇帝，可能是因为小孩子更好控制，所以没有选朕那两个皇叔。”

　　哲宗不会忘记，有个名叫司马光的老头子，从来不把自己这个皇帝当回事——每次上奏，司马光只和皇祖母说话，根本都不看哲宗，更别提向他请示。虽然那年哲宗年仅十岁，但他依然期望自己被当做一个真正的皇帝来对待，而不是被当做一个小屁孩。

　　在高滔滔垂帘听政的七年中，哲宗对朝政基本没有发言权。每次上朝，哲宗的御座与高太后座位相对，大臣们从来只面向太后奏事。后来哲宗回忆这段日子说，“朕只能看到那些老头儿们的屁股”。

　　年少的哲宗，面对不尊重自己的皇祖母和元祐老臣们，用他自己的方式持续抗议。每次大臣向哲宗和高太后奏报时，哲宗都缄口不言。有次高滔滔忍不住了，问哲宗，“陛下以为，此事如何？”哲宗回道：“娘娘既已处分，何须朕再多言？”

　　更让哲宗难以接受的是，皇祖母高氏对哲宗生母朱德妃刻意打压。神宗病逝后，他的皇后向氏被升级为太后，而哲宗的生母，居然只能得到太妃的称号——这都是奶奶高滔滔一手安排的。

　　哲宗常使用一个旧桌子，高滔滔令人换掉，但哲宗旋即又派人搬了回来。太后问：“陛下为何非要用这张桌子？”哲宗回答：“这是父皇（神宗）用过的。”太后心中大惊，知道哲宗将来肯定会继承神宗的变法之路。

　　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高滔滔交代元祐老臣们，“陛下亲政，肯定要恢复先皇遗志。老身殁后，你们都主动告老还乡吧，这样或许能免遭祸患。”不久，六十二岁的高太后逝世，宋哲宗亲政。

　　十八岁的宋哲宗赵煦，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几个月后（1094年），宋哲宗以“绍述”（发扬、继承）神宗新法为名，改年号为“绍圣”，寓意为“发扬光大神圣的（变法）事业”。

　　宋哲宗召回了章惇，任命他为宰相。

　　为什么是章惇？

　　经过元祐更化后持续八年的残酷打击，新党（变法派）硕果仅存的元老所剩无多。名望比较大的大概就五个人：一个是章惇（神宗的秘书），一个是吕惠卿（王安石得意门生），一个是曾布（王安石小老乡），一个是蔡卞（王安石女婿），还有一个就是未来的一代巨奸蔡京（蔡卞亲哥）。虽然王安石的亲弟弟王安礼也还健在，声望也很高，但他政治立场保守，对变法事业一直存有异议，也反对和西夏开战，自然被排除在宰相人选之外。

　　这五个人中，蔡京和吕惠卿都曾经被王安石看好的“宰相之才”（第三个是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壮年病死）。可惜这两个“宰相之才”，人品都不好。蔡京善于见风使舵，在“元祐更化中”摇身一变，投靠了司马光。吕惠卿，在宋神宗时为了升迁提拔，不惜出卖自己的导师王安石。这两个家伙在宋哲宗看来，都是有污点的人。如此掰着手指头一算，可用之人只剩下章惇、曾布和蔡卞。

　　在这三个人选之间，宋哲宗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章惇，原因很简单。第一，章惇长的很帅，形象好，看着顺眼。第二，章惇给神宗当了很多年的秘书，基本上是看着哲宗赵煦出生、长大的，两人之间有感情。和章惇相比，曾布、蔡卞基本上和哲宗没怎么见过面。

　　所以，章惇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宰相。曾布、蔡卞作为被任命为副宰相，给章惇当助手。老奸巨猾的蔡京，又一次见风使舵，他摇身一变，回到了新党的阵营——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方式获得了章惇的谅解，大概他弟弟蔡卞的缘故——总之，蔡京又一次成为赢家。

　　至于吕惠卿（字吉甫），“吉甫毕竟是个人才，不能埋没”，章惇心想，“就让他到边关发挥余热吧，章楶那儿也需要个助手”。于是吕惠卿被任命为鄜（fū）延路经略使（由于永乐之败，沈括很早就被撤职了）。

　　章惇，字子厚，生于1035年，此时六十岁。他和前文我们说到的“扫地僧”章楶（生于1027年），算是远亲，都是福建人，老哥俩的曾祖父是亲兄弟（六代前一个祖宗）。章楶比章惇大八岁，两人辈份想同，那么应该是章楶为大哥，章惇为小弟了。不过这两个人此时都是爷爷辈的人了，我们可以戏称，章楶为章大爷，章惇为章二爷。

　　二十年前，章楶刚给神宗当秘书的时候，宋神宗认为他“也就是会写点公书”。但当年王安石对章惇的评价，却恰恰相反，“公文倒是写的一般，不过很有机略，比王韶更厉害”——你看，超过王韶了，这得是多么高的评价！事实上，王安石一直想把章惇培养成国之干城、军事专家，但这个愿望还没实现，王安石自己就被人黑了。

　　在熙宁、元丰年间，章惇给宋神宗当了十多年的机要秘书，有时候兼职财务大臣什么的。作为皇帝的秘书，章惇时常出入宫中，有时候神宗在那办公，年幼的赵煦经常就在旁边玩耍。神宗在世时，章惇经常在他面前夸奖小赵煦（对哲宗登基，某种程度也算是策立之功了）。

　　别忘了，哲宗赵煦从小就记忆力好。在难熬的青春期里——也就是少年哲宗坐冷板凳、当傀儡的那些年，周围都是些把他当小孩子训导的老顽固。所以，对这个肯夸奖、鼓励自己的章惇，哲宗一想起他就觉得特别温暖。也该是这爷俩儿生来投缘吧。

　　章惇年轻时就长得特别帅，剑眉凤眼、身材高大、声音洪亮，再加上学识渊博，一直是青年偶像、妇女之友。基本上属于人见人爱那种类型。而且他还非常有个性，年轻时候和苏轼是铁杆兄弟，这哥俩经常爬个悬崖峭壁搞搞探险之类的，基本上都是苏轼旁观，章惇冒险。由于形象好、口才好、胆子大，章惇还没入仕途就已经是个青年领袖了。

　　当年他们进京赶考的时候，章惇、苏轼这哥俩带着几个小伙伴，在京城（汴梁）到处探险瞎逛，在某条巷子里遇到一个异僧，据说算命很灵验。老和尚给预言章惇，“承天一柱，判断山河”。有个小伙伴就开章惇玩笑：“判断山河我是理解了，但为啥是一柱呢？”您猜章惇怎么回答的？“要是我当宰相，怎么能容许两个人？”可见这章惇，在二十岁的时候不光胸怀大志了，而且是霸气外露！

　　时过境迁，一晃四十年。随着年龄的增长，章惇不但没有变成一个混吃等死的老头，反而在岁月的磨练下，愈加的风采飞扬（插一句，章惇做宰相后，有时也老不正经，一喝醉就喜欢和人吹牛，讲他年轻时候的各种艳遇。对一个老头儿来说，倒也不失可爱，但年轻人不要学他）。经过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他从一个青年领袖变成真正的“承天一柱”。他已经准备好了接过导师王安石的旗帜，为少年皇帝开路前行。

　　由于自己亲爹（神宗）死的早，从小又被奶奶严格管束，找了一堆元祐老臣整天给他政治洗脑，灌输他要“敬天法祖”之类的，激发了宋哲宗赵煦强烈的逆反心理。当个性飞扬、天性豁达的章惇出现在他面前，这个十八岁的少年产生出一种“人生难得一知己”的感觉——章惇身上没有丝毫的抑郁之气，对任何事情都充满了昂扬斗志。这种积极向上的独特气质是宋哲宗赵煦所缺少的，也是他最为向往的。

　　因为童年的特殊经历，宋哲宗对章惇特别信任。作为一个从小缺少父爱的小孩，章惇的出现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哲宗的人格缺陷。这个忠诚的老管家深谙老东家宋神宗的脾气——六十岁的章惇真正做到了以臣子该有的礼节对待皇帝——而十八岁的哲宗赵煦简直就是神宗的翻版，他们是如此的相似，他们的性格都在慷慨激昂中带着某种程度的抑郁气质。

　　章惇对这种感觉太熟悉了。神宗皇帝对他有知遇之恩，自己却没有来得及报答，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帮助少主，完成先帝的遗志！所以，这一次，他不光是以一个秘书的身份伺候领导，他还像一个爷爷的身份对待自己的孙子，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引导一个懵懂的孩子。章惇希望辅佐宋哲宗成就一番帝业，同时又要努力避免宋神宗那样的急功近利；章惇希望哲宗保持父亲的积极进取，同时又希望这位少主能比老主人更加坚强。

　　因为这中特殊的君臣关系宋哲宗赵煦对章惇的信任，远远超过了当年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所以，章惇上任后，能够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宋朝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章惇在政治上恢复了熙宁、元丰年间的新法——并不是简单地复原，他修正了新法的诸多弊端，比如说，他降低了《青苗法》的贷款利率，规定利息不能超过一分（百分之十），同时明文规定，“禁止强制贷款”。又比如说，他调低了《免役法》的税收金额，比原先的额度下降了三成。通过诸如此类的微调，新法推广的阻力大大减少，老百姓基本都能够接受了。

　　与此同时，元祐时期旧党颁布的种种政策并没有被章惇全盘否定态度，他谨慎的进行了筛选，“取其善者”，有所选择的继承了其中合理的部分。章惇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朝廷威信，避免给百姓留下“朝令夕改”的印象（呵呵，朝廷威信，司马光已经毁过一次了）；同时，也是为了化解恩怨，正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深谙历史的章惇，努力避免党争进一步加剧。

　　不过很可惜，在宋哲宗的强烈要求下（源自儿时的怨念啊），章惇还是不得不对旧党做出一定程度的打击。特别是对司马光，宋哲宗专门下诏削除司马光的赠谥，毁坏所赐碑石。好在元祐老臣们大多数已经老病了，许多老臣听从高滔滔老奶奶的遗言，主动请辞，加上章惇有意保持克制，所以这一次政治清洗的打击面比起“元祐更化”要小得多。

　　二十年前，当一代名将王韶在西北实践他的《平戎策》时，章惇在王安石的有意培养下，也在西南开疆扩土。二十年过去，身居宰相的章惇没有忘记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他继续推进自己未竟的事业。

　　章惇加大对西南偏远地区的开发，新增四十余州县（今天湖南南部、四川南部、湖北西南、湖南西部、贵州东北和广西西部）。他实行屯田，鼓励外地民迁入蛮荒经营田土，通过《青苗法》的政府扶持，借给农民耕牛和种子，帮助偏远地区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与此同时，他在全国范围内大兴水利，疏通河道，既改善了农业生产，又保障了交通运输，有效的促进了各地之间，特别是苏杭地区与京城汴梁之间的经济往来。

　　章惇一改旧党对西夏割地妥协的姿态，果断采取军事行动，断绝对西夏的岁赐。为了实现宋神宗扫平西夏的夙愿，他将宋夏前线的军事交给“扫地僧”章楶全权负责。章惇、章楶，这两位章爷爷一个掌控大局、一个主持边疆，即将开创对西夏全面压制的黄金时代。

　　“先帝在上，老臣一定为你报仇雪恨！”读完手中那封西北送来的密函，章惇在心中暗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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